读的

　　是很好看的

　　你看下

　　不过还没写完

　　很有真实感

　　第一卷十字

　　熙宁二年，登基不到两年的宋朝皇帝赵顼大胆启用了“负天下之望三十年”的王安石，准备开始他雄心勃勃的改革，以应付宋朝建国一个世纪后日积月累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难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场改革还有更深层的缘由——这是人类文明第一次站到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前，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就在这个冬天，一个来自900多年后的历史系学生石越，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经历过短暂的适应之后，无论是出于使命感，还是出于他对那个时代的感情，石越参与到了这段注定不同寻常的历史当中。

　　借助着他多出近千年的知识积累、天生的谨慎、对政治的敏锐，石越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扭转历史的方向，去阻止宋朝这次应战的失败。

　　在最初的短短一年之内，他就用令人惊讶的智慧，迅速地复制了王安石的成功——甚至比王安石前三十年的积累做得更好。他“窃取”前人的诗词，博取文名，赢得立身之本；依附商人之家，出版儒学著作，借助朱熹至钱穆九百年间的学术成果，震撼学界；然后又拒绝皇帝的屡次征召，赢得名誉。他还向技术异常发达的宋人介绍近代科学基本理论，改进纺织机、活字印刷术，创办近代体制的大学……一举成为宋人眼中的学术宗师、不世出的天才。而他更刻意地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赢得了当时精英们的敬重。

　　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

　　在求贤若渴的皇帝累次征召之下，石越终于开始了他的仕途。这个时候的王安石，为了树立新法的权威，正在大规模的驱逐异己，新党与旧党之间，正展开第一次激烈的冲突。如履薄冰的石越，只能在这夹缝中委曲求全。

　　幸运的是，命运并没有抛弃他。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他以后最重要的幕僚潘照临。在潘照临的辅佐下，石越试图选择第三道路。他既反对全盘否定新法，亦不愿意完全支持新法，并且竭力维持着与新、旧党重要人物的良好私交。在一次关于青苗法的争议中，石越初露峥嵘，他预料青苗法的利弊，无不应验；而对青苗法所进行的改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从此石越真正获到了皇帝的信任，俨然成为赵顼在王安石之次的另一个选择。

　　但是面对石越的杰出才能，官场中一股暗流开始涌动，石越被设计陷害，被迫离开大宋的权力中心汴京，出任杭州知府。在杭州石越看到了在汴京看不到的机会，他开始了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并且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甚至创办海船水军。

　　而在汴京，熙宁七年灾难准时到来，王安石终于黯然辞相，新法遭遇重大挫折。北方的辽国更是准备趁火打劫……

　　第二卷权柄

　　辽国太子耶律浚与他的谋士萧佑丹很早就觉察到了宋朝的改变，并将石越视为巨大的威胁。萧佑丹借着石越的身世构陷石越是晋帝后代，有不臣之心。石越的政敌趁机大做文章。潘照临临危受命，游说得到富弼支持，移花接木让石越成为庆历党人石介之后，终于巧妙过关。但石越的红颜知己楚云儿却因此事牵连殒命。

　　宋朝内忧外患，最终被迫向辽国割地。赵顼深感屈辱，拜石越为翰林学士。

　　石越终于开始主导变法。在他的大力举措下，宋朝开始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改革官制，提高行政效率。因为无力单独对抗吕惠卿领导的新党，石越游说司马光等旧党大臣回京共同执政。新党与旧党在石越的润滑下，开始学习妥协。在海外宋朝海船水军初战告捷，奠定南海霸权。

　　在石越的推动下，宋朝开始全面的军事改革。在实验中的兵器研究院突然发生爆炸，数十人殉难，石越开始反省自己是否拔苗助长，从此不再直接介入科技研究之中。他倡建忠烈祠与先贤祠，以激励忠义贤良，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

　　王安石之子王雱终于因为对石越的阴谋再一次失败郁郁而死，王安石因此心灰意懒，从此更加少问政事，而石越则开始雄心勃勃的开发湖广计划。在石越的建议下，宋朝开始废除持兵禁令，在湖广实行军屯先行的开发。在海外依靠强大海船水军的支持，秦观、唐康在高丽大展拳脚，重压之下，高丽开始实施亲宋政策；薛奕的船队更是远至凌牙门，建立海外据点。

　　但是在大宋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阴影始终环绕金殿之内。赵顼的健康出现问题，宋朝亦出现内部矛盾。石越在权力斗争中受到猜忌与排挤，再次被迫离朝，出任陕西路安抚使。在富弼的建议下，石越一鼓作气，在陕西大展拳脚，积极推动地方性质的改革。虽然几次遭遇西夏人的暗杀与袭击，而且本人也缺少军事上的才能，但石越依靠对将领的信任，借助军事改革的初步成果屡挫西夏的阴谋与军事进攻。

　　在军事上屡屡受挫之后，西夏的内部矛盾开始激化，宋军趁此机会向西夏用兵。激战之后西夏已迫近亡国，不得不西迁，开创新的历史……

　　至此，宋朝终于收复了分裂近八十年的国土。宋人的自信心，亦因此开始膨胀。但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石越，却再次被卷入政治斗争的中心。他很快被解除兵权，并调回京师，仅仅担任一个被架空的枢密副使。而与西夏的数年战争之后，宋朝经济亦面临巨大的问题。吕惠卿却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利用宋人自信心膨胀的情绪，开始了他冒险的西南政策。石越一心想要保护的东西，依然危机重重。

　　第三卷燕云

　　自从熙宁十四年宋夏战争结束后，石越以震主之功，被架空闲置。石越本人虽然没有离开京师，但石系官员纷纷被打压、调出权力中心。皇帝一方面在改革上信任吕惠卿，一面也重用文彦博、司马光等旧党大臣，实行“异论相搅”的制衡之术。吕惠卿为了树立自己在新党与朝廷中的威信，迎合自宋夏战争结束后宋朝内部盲目自大的舆论风向，大力在南方“蛮夷地区”推行所谓的“熙宁归化”政策，试图将过去的羁縻州县的部族，变成正式的编户齐民，以达成所谓“开疆拓土”，增加国家纳税人口的目标。

　　其实，持续时间数年的宋夏战争已经让宋朝的国库耗空。但是为了巩固收复的灵夏地区，宋朝汲取了太宗时的教训，在灵夏地区一方面依然保留重兵驻守，一方面对当地民众怀柔，同时强制将地方豪强迁往汴京居住，以免税政策吸引边疆移民，并且有计划地将裁掉的军队连家属一起安置在灵夏重要地区屯边，以求在短时间内消除西夏的影响，巩固在灵夏的统治。

　　与此同时吕惠卿的交钞措施使得因大战而虚弱的宋朝雪上加霜，经济一度混乱。为了维持在两北的开销，宋军在益州的军费开支，几乎全部由益州路民众负担，而滥发交钞更加重了益州民众的负担，许多民众竟沦为“盗贼”。

　　为了对付吕惠卿，石越出奇兵推荐王安石为观风使，迫使吕惠卿接受，但王安石却拒不肯复出。吕惠卿通过手腕再次暂时稳固相位，并且借唐康案等事件与石越进行政治交易，石越亦有自己的打算，双方达成妥协。石越利用自己在西军中的影响力帮助吕惠卿赢得经略使的人选。文彦博因此辞枢密使。

　　而皇帝也在此时染病，并且出现不治之症。因太子年幼雍王赵颢觊觎皇位。赵顼又因高太后宠爱赵颢而有猜忌之心。文彦博、司马光因为石越与吕惠卿进行的政治交易，对石越更生警觉，二人决心抛弃前嫌，重新请王安石复出。

　　石越与范纯仁决心合作。另一方面王安石因为被司马光感动，也决定复出。在石越指使下，石系的蔡京率先向吕惠卿发难；而吕惠卿派往益州的亲信陈元凤，在益州背叛吕惠卿，投入范纯仁门下，令吕惠卿腹背受敌。为了自保吕惠卿与舒亶更加疯狂，司马康竟因受刑而死于狱中。病中的皇帝闻讯震怒，令吕惠卿待罪，舒亶贬流。

　　而北方的辽国，因为一系列国内外问题，也决心向宋朝进行军事冒险。雪上加霜的是，在外忧内患之中，极度失望的皇帝病逝了。雍王赵颢终于没有按捺得住，发动宫廷政变，却被石、马、王联手挫败。皇帝留下遗诏，由高太后垂帘听政，并设置了六位辅政大臣，互相制约。历经几年的努力，在石、王、马三人的合作下，宋朝终于平稳地度过危机。石越的权位也更加巩固，但更受王、马二人防备。

　　在此时，辽主因为不断的军事胜利冲昏头脑，又不满于宋朝的经济掠夺，趁石、王、马不和之时，不顾萧佑丹之劝阻，大举侵宋。危急关头虽然王、马反对，石越仍亲自领兵出战，挫败辽国的入侵。但在反攻辽国的过程中，宋军却因为骄傲轻敌，而遭受兵败之辱。辽国借机向宋求和，宋朝内部陷入和、战之争。

　　两国最终再次签订盟约，王安石、司马光迁也相继去世，其余诸臣无法与石越抗衡，宋朝几乎由石越一人独掌。石越因为不断的成功，也开始骄傲意满，潘照临、蔡京等人各怀心思，一起劝石越召诸藩回国、夺位。但石越仍坚守自己的信念，与部下的矛盾开始激化。小皇帝日渐长大，虽然受桑充国影响，接受新思想，但对于石越猜忌之心却日甚。石越在这个异时代越发地孤独……

　　资本主义的诞生一向是几乎所有历史架空的主题，但石越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的。在随笔中阿越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明显的拒绝。因此小说面对历史与现代的问题只是做了经验的，具体的改变，即使对于观念，也是尽量在分离了现代性的偏见以后来传达的。对于顽固的资本主义论者来说小说的主角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先知，在无人的旷野高呼：“资本主义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改悔。”同时又要充任弥赛亚的形象，用火和圣灵为人施洗，并带给他们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天国。但新宋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阿越明显的经验主义特色使得他拒绝这样的大词。所有的东西科学、某些政治制度，都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历史的发生的所有因素构成的结构，而阿越做的是要击碎这个结构，从中挑选觉得需要的，融入小说中去。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具体的危机，一切改革都是目前的改革，而历史的终局归于未知，而石越本人，则作为一个既要带来新的转变，也要保留所有剩下的关于现代的秘密的保存者的新时代与旧时代的秘密的中间人。

　　对于宏大的历史理论的缄默就如同对于一种赤裸裸的征服欲望的拒斥一样，使得新宋能够尽量以纯净的眼光去打量历史本身。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结论应该让位于历史本身，作为一种结论的对历史专横判断应该让位于对于历史本身的专注的看。大踏步的从理论中撤退就意味着从先入为主的见解中的松绑，意味着不在作为生活在理论的抽象中的观念的人，而是作为有着血肉的，有着躯体的，呼吸着泥土芳香的空气而不是空气的观念人来看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宋的优点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这个是可以争议，并有巨大的改进余地的——而是它没写什么。

　　正是在这里，两个方面的退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唯有在克制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狂躁之后，我们才能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去；唯有以这样的清明的眼光，我们才能遏制我们的改造历史的热狂；而唯有从这样的热狂中断然抽身而退，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本身。狂热来源于对于历史的自我羞愧，来源于这种羞愧产生的自我否定。自觉有罪的目光在一切地方都看出罪责，观念的专横就意味着对于历史的抽象的否定。一种把历史打造成自由民主观念的图解的做法和把历史变成革命豪情的舞台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呢？感情派生观念，观念派生感情，就像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原地打转的游戏，而我们需要的是带着无罪的眼光去看历史本身。毁灭枯朽的价值本身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为罪责的羞愧从历史自我驱逐的我们应该再去赢得我们的历史。

　　历史是可以改变的么？

　　历史中存在过无数的偶然，偶然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偶然将历史定格于今日的模样……

　　但若命运突然更改了其中的一个的偶然，我们曾经熟知的历史将走向何方？

　　因为不可知的原因，耶元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系大学生石越站在了一千年前的土地上，这个时候是北宋的熙宁二年。

　　这是中华文明造极的盛世，但盛世中的北宋已经将一只脚迈入了深渊--百年来政治与军事的积弊，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政治家王安石正在主导要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变革，那些曾在历史中闪过耀眼光芒的星宿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已经开始了他们激烈的交锋与碰撞……

　　千年时光累积的智慧经验最终只与千年前的古老文明温和的碰撞。碰撞中一个野心家开始着手改变着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建大学、办报纸、炼钢铁、造火器……石越在这个时代播下了文化启蒙与产业革命的种子，他企图以此来影响历史的进程，但对于结果他也只有无限的茫然……

　　偶然的机遇，是否会最终改变历史原来的进程呢？